张公艺与百忍堂系列3

    1994年，张公艺故里台前县孙口乡桥北张村在该村重建百忍堂，缅怀张公艺百忍遗风。

    张公艺？

    名字“镶嵌”着一个“公”字，总觉得有那么一点儿怪怪的。

    都知道，“公”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尊称。

    会不会因为敬重，而在“张艺”的名字中“镶嵌”了一个“公”字呢？

    请教有关专家，认为：名叫“张公艺”，不叫“张艺”。

    道理也非常简单：查阅《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经典史学著作，写的都是“张公艺”。

    想来经典国史著作，是不会如民间一样“胡乱”称“公”的。除非，他就叫“张公艺”，不称其“公”那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的事儿。

    查阅地方史志与资料，明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修乡贤祠记》云：“寿张乡先贤张公，讳艺……”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新建唐先贤张公祠记》云：“张公，名公艺……”等等。

    查阅《重辑始祖九世同居传》等张氏后裔保存下来的3个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家谱，虽然稍有差异，但基本内容都是：“始祖，祖德（始祖的爷爷名曰张德），父兴（始祖的父亲名曰张兴），兴有十子，长曰温、次曰良、三曰惠、四曰茂、五曰俭、六曰艺、七曰成、八曰让、九曰秀、十曰严。始祖，讳艺，公乃庙号也；配孟氏；生八男二女。长希达……”家谱不但明确记载张艺排行第六，而且连他的仙逝日期等，都写得非常清晰：“仪凤元年（676年），丙子中秋，是日宴乐，群坐广堂，左顾右盼，含笑长逝。呜呼！祖之百忍，圆满时也。”

    国史虽然权威，但是家史更为详实。

    按照《重辑始祖九世同居传》所言，“公”是张艺的“庙号”。

    到底是“庙号”还是“谥号”？无论什么，它们都是一般老百姓用不着甚至不敢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盖棺论定的东西。

    甚至，张艺的这个“公”字，似乎是皇帝给定的！

    不然，《旧唐书》等国史性的经典著作，缘何言必称“张公艺”！

    说“公”是皇帝给的“号”，似乎缺乏证据。

    但是，张艺仙逝后第八年，即唐中宗嗣圣元年（684年），寿张县令姚祥，将张艺配祀于学宫；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寿张县奉玄宗皇帝敕令，在寿张县“隅东（东关）特建肖像崇祀”，由张艺六世孙张永岭“主其蒸尝（祭祀）而祠宇为之一新”。

    “公”，是不是玄宗给张艺的一种“号”呢？

    概而言之，“公”的来历，肯定非同凡响。

    如此这般，还是不呼其名“张艺”，而尊其为“张公艺”吧……

    张公也是“灶君”

    过春节，家家都贴“老天爷”年画，其上大都写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什么的。

    老天爷，就是玉皇大帝，也称天帝，是天上的最高主宰，也是中国民间神话中的最高统治者，统领人、鬼、神三界十方真宰。

    老天爷高姓大名？

    民间传说，天帝姓张，名曰坚。

    “张姓人才辈出，更是中国最为庞大的一个姓氏族群。皇帝轮流坐，总该到张家吧！”张公艺后裔张玉林先生说，“没有！皇帝没有到张家，历史上张家还真的没有出什么皇帝！”

    张家没有出皇帝，一直主宰、监督皇帝的天帝，却姓起了张。

奇怪吗？

    天帝姓张，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也许正是张良的一种“理想”架构。

张良后裔张道陵是道教的创始人，天帝，不姓张的话，才叫奇怪。

    张道陵开创了道教，白日飞升成了神仙；同样作为张良后裔的张公艺，在百忍中也修炼成仙，成为灶王。

    灶王是“一家之主”，不，是所有中国家庭中的共同主人，是替天帝“监督”中国所有家庭的。灶王，是东厨司命，也是护宅天尊。

    宋朝诗人范成大有一首叫《祭灶祀》的诗，将民间灶神写得入情入理，跃然纸上。百姓期望，灶王爷不能太过铁面无私，也不能是专打小报告的卑鄙小者，而应是一位通情达理、圆滑世故、稍加贿赂就能闭口不言，且会替人消灾免祸的好好先生：“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年画，也就是民间灶台上都供奉的灶神，往往是一对老夫妇并坐，即灶君和灶君夫人的画像。

    据说，每年腊月二十三（与范成大之诗有点儿出入），灶君夫妇都要上天去作“述职报告”，也就是向天帝汇报各家一年来的家长里短，生活情况。是故，各家各户祭灶，必不可少的就是将“糖”供在灶前，为的是粘住灶王夫妇的嘴巴，希望他们不要多嘴，把“家丑”汇报给天帝。

    都把灶君奉为“一家之主”，既然是“一家之主”，岂能再将“家丑外扬”。似乎灶君不能再与天帝站在一边了，应该与各家各户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了。

    灶君只有监督权，没有处置权。处置权，都在天帝那儿。

这种情况下，好好先生自然最迎合百姓的心态。

    一位东厨司命，一位天神，一位家庭生活的监督者，就这样被百姓改造成了“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为自己服务、听自己使唤的好好先生。

    关乎灶君是谁，也就是来源的问题，比玉皇大帝更为复杂。

    但是，在冀鲁豫交界处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张公艺的故乡，灶君就是张公艺。

    “相传，张公艺仙逝后，唐王为了让大家都向他学习，就封他为‘一家之主’的灶君，并画了张公艺画像，年年张贴在灶台上，时时提醒全家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张玉林先生说，“你注意没有？咱这儿的灶神年画，聚宝盆两旁，一般都画一只狗、一只鸡，有的干脆画了两只狗。鸡，是吉祥；狗是看家护院，是平安。画狗的来源，其实与张公艺喂养的一百只狗也有很大关联，九世同堂，‘合家九百人，每日鸣鼓会食；养犬百只，亦效家风，缺一不食。’”

    张公艺，堪称“一家之主”的典范。

    更有“百忍”，岂会说人是非、向天帝打小报告。

    如此如彼，张公艺是百姓理想中的灶君形象，他岂能不被百姓推上灶君的神坛。

    “百忍”家风犹在

    100多年间，北齐皇帝高洋、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先后将张家视为“齐家楷模”。

    张公艺生前，有唐高宗李治、武则天访贤；张公艺仙逝后，普通老百姓将其推向神坛，奉为灶君，视为“一家之主”。

    一个大唐布衣，只是因为把九世同堂的一个900人的大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生前身后，万般尊荣就该滚滚而来？

    无论怎么解释，似乎都有点儿不可思议。

    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离台前县不远的内黄县三杨庄汉代遗址。

    三杨庄汉代遗址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也许有助于认识这个问题。

    公元5世纪前后的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公元前后汉代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三杨庄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标本。

    一如著名的“庞贝古城”，三杨庄遗址也是因为黄河突发洪水，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汉代农村的生活场景就此被“凝固”。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各个农家庭院都是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它们各自独立，互不连属；南门之外，有一小片自家的活动场地及各自的水井、石臼、石磨；院内有门房、厢房、门道、正房、厕所等；院外有桑树、榆树等；树旁，则是自家耕作的农田以及田间小路等。

    星罗棋布的院落、自给自足的生产与生活状态告诉我们，汉代的农村，不是现在的样子；现在农村的样子，也绝不是公元5世纪前后的样子。

    公元5世纪前后的样子，就是张公艺家九世同堂的样子？

    可能也不是。

    但是，聚族而居，可能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井田制在瓦解，聚族而居在确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繁殖的增速，土地可能在集中、贫富可能在分化、矛盾可能在加剧……

    三农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古代中国，三农问题当然是比现在更为重要。

    “张公艺以‘百忍’名世，但是治理一个900人的家族，只有忍，是远远不够的。”台前县史志办前副主任曹怀之先生说，“其实，族谱上写得很清楚，张公艺治家，靠的是法则：‘立义和堂，制典则，设条教，以戒子孙。是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姑婉媳听，九代同居。合家九百人，每日鸣鼓会食；养犬百只，亦效家风，缺一不食。’”

    对狗，别说百忍，就是千忍万忍，也忍不出来个“亦效家风，缺一不食”吧？

连狗，都驯化成这个样子，何况人乎？

    在中国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张公艺的开拓性实践，无论对皇帝还是百姓，自然都具启发意义。

    乃至中国农村宗族长治理结构的完善与成型，也许都得益于张公艺的开拓性实践。

    至少，他是一位典范，具有示范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唐高宗缘何访贤、百姓缘何将其推向神坛了。

    “老祖宗能够‘百忍’，我怎么也得做到八十忍吧！”艾喜荣女士是张家的媳妇、桥北张村支部书记。

    尽管村官不大，但是由一位女同志、村里的媳妇担当的，不是很多。能够治理得井然有序的，那就更为罕见了。

    有啥事儿，她总是喜欢与家族长张玉芝老先生商量。老先生也说：“人家喜荣干得可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