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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艺与百忍堂系列2

发布时间:2011-8-10 10:52:12

百忍堂,也就是张氏祠堂中新立的“百忍可风”碑,与“古贤桥遗址”古碑并肩而立。

  九世同堂百般忍

 

    引子

  “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韩信被杀,张良善终,在于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而且说到做到:“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刘邦)崩,吕后德(感谢)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张良)不得已,强听而食。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

  纵观《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把张良写得有点儿“玄乎”。

  “玄乎”,也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弃人间事”,张良托身神道,也许为了自保,也许还是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意在创立一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信仰,构建一种“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社会。

  也许是以当下的思维,抬高张良?

  不见得。

  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数百年间,都在杀戮。以张良的心性与智慧,他不可能不拷问这一社会问题。

  倘若把他的明哲保身视为其修行已然到家的“小乘”的话,他的思考走向拯救众生的“大乘”,自是一种水到渠成。

  甚至,吕后都认为他的“辟谷”非常危险,不然也不会劝他及时行乐,逼他又吃又喝。

  说到底,吕后怕的是张良真的成了神仙。

  “辟谷”,也就是不吃不喝,当然不能成为神仙。只不过要想成为神仙,必须与常人有点儿不同而已。

  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聚集信仰的“法术”罢了。

  如果说张良志在创建一种“道”的信仰还是一种猜想的话,那么说张氏族群创立中国道教,却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东汉末年,张角以法术、咒语为人医病,不少生病的百姓喝下他的符水后,都不药而愈,张角被奉为活神仙,信徒愈来愈多,甚至高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大州。张角见信徒渐多,于是以“太平道”管理信徒,发起黄巾起义,终于摧毁了东汉王朝。

  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宗教领导的农民起义,也奠定了道教今后主要在社会下层传播、发展的历史格局。

  张角是不是张良后裔,模糊不清。

  但是,道教创始人张陵(张道陵,公元34年~156年),却是张良(约公元前250年~前186年)后裔——张良子不疑,不疑次子高,高子通,通子无妄,无妄子里仁,里仁子觉,觉子起,起子大顺。真人(张道陵),乃大顺之长子也。

  承袭先祖家学,张道陵实践了张良“欲从赤松子游”的梦想……

  齐家典范张公艺

  “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向来是帝国的头等大事。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当下学家认同的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帝王,也就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

  封禅稀罕,一位帝国皇帝拜访一个布衣之家,也许更为稀罕;而皇帝、皇后一起拜访一个布衣之家,似乎就绝无仅有了。更何况,这位皇后之后还当了皇帝。

  那个时代,皇帝能到宰相家里坐坐,都是宰相的三生之幸,更别说是去一个布衣之家了。

  唐高宗、武则天为什么登门拜访九世同堂的张公艺?

  读读《大学》,也许就晓得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美国人有一个梦,中国人也有一个梦,那就是修、齐、治、平。

  在中国历史上,圆了身修、国治、天下平之梦的古圣先贤,写满二十四史。

  但是,圆了“家齐”之梦的典范,寥若晨星。

  应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证明家庭事务最难理。

  但是,家庭是天下之基,国家、家国,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概而言之,国与家,互为表里,如皮如毛。

  张公艺九世同堂,带领900多人同在一口锅里搅勺子,无论如何说,都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恰恰又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一再呼唤的主流价值。

  唐高宗、武则天登门拜访张公艺,则是那个时代对张公艺、对这一主流价值的无上旌表。

  《资治通鉴·唐纪》记述唐高宗泰山封禅以及期间大约半年的军国大事,对张公艺也是不吝笔墨。照登全文,不删一字,自可从中读出张公艺之“重”——

  (麟德二年十月)丙寅(二十八日),上发东都(洛阳),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互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鸟长诸国朝会者,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阳,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十二月,丙午,车驾至齐州,留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初一),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初二),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  。庚午(初三),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祗。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武则天)升坛亚献(第二个献祭品),帷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壬申(初五),上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时大赦,惟长流人不听还,李义府忧愤发病卒。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丙戌,车驾发泰山;辛卯,至曲阜,赠孔子太师,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东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宫;夏,四月,甲辰(初八),至京师(长安),谒太庙。

  “忍所私,以行大义”

  要说张道陵承袭先祖张良家学,简明清晰,毋庸置疑。

  张公艺呢?他的忍,是否与先祖张良家学相关?

  与韩信“工于谋天下,拙于谋自身”相比,张良“谋自身”的基本原则,无非就是一个“忍”字。

  没有忍,也许就没有张良的善终。

  甚至,张良忍辱负重,私下帮助吕后把刘邦搞得没有一点儿法。

  刘邦与吕后生的儿子刘盈(后为汉惠帝),是正牌太子。但是,刘邦得了天下,老婆一多,就冷落了吕后,喜欢上了戚夫人。而且在戚夫人的吆喝下,刘邦非要改立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不可。

  吕后找了张良,张良也没做什么,只是为吕后的儿子找来四个老头儿——这四位顶尖的世外高人,就是时人称道的“四皓”。

  一天,刘邦看见太子与四个自己请都请不来的老头儿在一块儿,立马就“断电”了。刘邦急忙召来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尔主矣(吕老婆子将来真的就是心肝你的主子了)。”

  刘邦得天下,感谢张良;吕后掌天下,还是感谢张良。

  在夹缝中生存,张良岂能不忍?不吃不喝,都“辟谷”了,能不是忍?

  如果张良的忍只是一种谋身策略的话,那么张公艺的“百忍”,无论怎么说都有那么点儿宗教的味道了。

  忍,几乎是一切宗教的基本教义。

  “忍,能也”——《说文》;“忍,耐也”——《广雅》。“小不忍,则乱大谋”,“忍所私,以行大义”,“志忍私,然后能公”,“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在先秦著作中,忍是一种谋身、修身的手段,几乎还看不到一味的“忍”、不讲原则的“忍”。但是,宋代以后,中国文化更强调忍的重要,以致到了“忍字心头一把刀”,忍到心头插刀也不反抗,堪称“忍”到底了,“忍”得没有任何底线了。

  忍,也成了民间的一种信仰;忍,作为一种涵养,被扭曲了。

  张公艺“百忍”,尽管有那么点儿宗教的意味,但也绝不是为忍而忍。一个900多人的大家庭,能够九世同堂,和谐相处,“百忍”之下,更多的是治理家族的具体办法。

  《旧唐书·列传·孝友·张公艺》云:“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550年,北齐皇帝高洋旌表张家“雍睦海宗”;588年,隋文帝杨坚旌表张家“孝友可师”;635年,唐太宗李世民旌表张家“义和广堂”;665年,唐高宗李治再旌张家“百忍义门”。

  一百多年间,3朝4位皇帝前赴后继,都在旌表张家;旌表的,也不只是一个“忍”字。

  在从“老死不相往来的”井田制度向同姓家族聚居的乡村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张家在中国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探索与示范效应,恐怕才是诸位皇帝最感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