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艺与百忍堂系列1

毛泽东追问“寿张县”

    引子

　　百忍堂，一个关乎张氏族群的著名堂号。

　　百忍堂，一个李唐以降驰骋天下的著名堂号。

　　百忍堂，起点在河南东北角，起初是一位大唐布衣的堂号。

　　这位大唐布衣，名曰张公艺，躬耕在当下的濮阳市台前县孙口乡桥北张村。

　　早在1963年，张公艺墓即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张公艺墓在行政区划中被划入河南，而今被定为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堂号，本是主人给自家的庭堂、书房乃至居室等起的一个雅号，譬如：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等。

　　堂号之本，自古及今，倒也没啥大的差别。

　　只是，古代中国同姓族人大多聚族而居，或数世同堂，或以家族庭堂为中心分房聚居。久而久之，堂号也就成了同姓族人的共同记忆。

　　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堂号，也就此演化为祠堂名号，成为一个家族的共同徽号。

　　堂号，是家族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标志，与郡望一样，既是姓氏文化的符号，也是寻根问祖的徽记。

　　堂号，不只是庭堂的名字，也写在祠堂上、刻在族谱上、用在器具（如钱袋、灯笼等）上，乃至名之为店铺，以致成了商号……大凡看重自己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却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

　　一个堂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族群骄傲的典藏，大多与其祖上不朽的业绩密切相连。

　　堂号，差不多成了“山寨版的衙门”：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开国名臣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预言，且有苏轼的《三槐堂铭》推波助澜；韩姓的“昼锦堂”，是出自北宋社稷重臣韩琦的堂号，且有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锦上添花……

　　张公艺，一位大唐布衣、乡野村夫，其开创的“百忍堂”堂号，缘何“不朽”于历史的长河？

　　中南海，毛泽东一问寿张县

　　一问寿张县，缘起《武训传》。

　　1951年初，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武训传》，在京、津、沪上映后，媒体上掀起了一阵歌颂武训、赞扬电影《武训传》的热潮。

　　到了3月，逐渐出现不同的声音，其中引人注目的有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

　　杨耳即许立群，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的文章起先发表在1951年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上，说《武训传》是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影片。

　　毛泽东约许立群到中南海谈话，给予表扬和鼓励，指示许立群再写文章，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说要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日报、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文化部干部）、李进（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与冯毅之（山东省委宣传部）、司洛路（山东省聊城地委宣传部）等，共赴武训的故乡山东省堂邑县（今聊城西)与武训“行乞兴学”的地方山东省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和办学情况。

　　调查组起程时，毛泽东赴前门火车站送行；实地调查结束，袁水拍、钟惦棐、李进执笔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在这场批评中，对《武训传》最具杀伤力、也最富理性说服力的，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

　　哈哈，远了，赶快言归“百忍堂”。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李进是谁？

　　“调查武训的问题，要说那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李进还是个北京来的女同志。到村里去走访老农，车进不去，一走就是一二十里，都是司洛路陪着李进一起去调查。”台前县史志办前副主任曹怀之先生说，“一二十天，其间也许建立起了某种信任，临别之前，李进向司洛路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江青，也就是毛泽东夫人。”

　　司洛路一时惊奇，说：“我送你回北京吧？很想见见毛主席！”

　　江青竟然同意了，还把司洛路领到了中南海的家里，毛主席还真的陪他吃了顿饭。

　　1951年6月17日傍晚，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司洛路在江青的引导下，来到毛主席家中西北角的一个凉棚之下。

　　不一会儿，服务员将晚餐端了上来。江青随即对服务员说：“请主席！”

　　服务员走进东屋里，不一会儿，只见毛主席走了出来，还跟着两位首长。司洛路快步迎上，握住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好！”

　　江青向司洛路介绍：“这位首长是彭真，这位是罗瑞卿。”

　　大家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凉棚。

　　毛主席在圆桌的西北方向坐定之后，司洛路偏南坐在主席右边；江青挨着主席坐在东北面，东边则是彭真、罗瑞卿。晚餐有海参、包菜、菠菜、炸鱼……八个菜、两个汤，还有甜酒、中华牌香烟。

　　席间，彭真、罗瑞卿悄悄问司洛路：“能听懂主席的话吗？”

　　“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司洛路面带窘色。于是，彭、罗就当起司洛路的“翻译”。

　　主席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问，司洛路也就不停地答。

　　“你们那里的地委书记是谁？”

　　“王维群。”

　　“你们地委管哪些县？”

　　“有冠县、堂邑、莘县……”

　　“寿张县归你们地委吧？”主席没等司洛路把话说完，就问起了寿张县。

　　“归。”

　　“你知道为什么叫寿张吗？”

　　“不知道。”司洛路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摇摇头实话实说。

　　这时，主席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关于寿张的故事——

　　唐朝出了个女皇帝，叫武则天。她的丞相张九龄过90岁生日时，她给丞相贺寿，把一块地方给了他。于是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寿张”。

　　张良墓也是千古之谜，堪比曹操墓。要弄清哪个为真，寿张县为纪念谁而设，也许正是个关节点。梁山好汉李逵坐衙的寿张县，而今已不复存在。历史上，寿张县城一再迁徙，治所曾先后设在当下的东平县、梁山县、阳谷县……1964年，寿张县建制撤销，金堤以南划归河南范县；1978年，台前县自范县析出，独立设县。梁山县，1949年置县；微山县，1963年置县。两县与台前一样，都是“新县”。唐《括地志》云“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北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这个距离，与微山岛上的张良墓是相符的；而再“北六十五里”，也就到了寿张县。因此，寿张县与张良墓互相印证，乃为纪念张良而设，倒是可信的。

　　济南城，毛泽东再问寿张县

　　张九龄，玄宗李隆基朝的宰相。

　　何况张九龄(678年~740年)只活了63岁，与其90岁生日时武则天（624年~705年）作为寿礼赐给他的一块地，名曰“寿张”显然是有出入的。

　　但是，张公艺（578年~676年）活了99岁。唐麟德二年（665年），张公艺88岁，是年武则天陪同夫君唐高宗李治前往泰山封禅的途中，曾经莅临张公艺家，却是不争的史实：

　　《旧唐书》云：“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当下的台前县，在大唐寿张境内。

　　百忍堂，因张公艺在唐高宗、武则天面前手书“百余‘忍’字”，将“九代同居”归根于“百忍”而得其名。

　　张九龄，百忍堂后裔，张公艺六世玄孙。

　　乱了，就是怎么理，“寿张”之得名，也理不到武则天为张九龄过90岁生日这儿。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云：寿张县原名寿良县，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避叔父刘良名讳，改其为寿张。

　　战国时期，这儿是齐国的刚寿邑；秦代，于此设立张县；到了西汉，于此设置寿良县。

　　缘何“寿良”？

　　张良“留侯”之封地在此，张良墓也在此（张良墓是微山湖中微山岛上“三贤墓”之一。其余两贤，一曰微子，商纣王的庶兄，宋国开国国君；一曰目夷，微子17世孙，也就是《子鱼论战》中的子鱼）。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修起长寿神仙。

　　西汉置寿良县，以纪念张良，比较可信；东汉刘秀为避叔父刘良名讳，改名寿张，还是在纪念刘汉的开国功臣张良，也比较可信——尽管秦代设立张县，也许因为这儿聚居着张姓族群，但寿良改名寿张，大体还是因了张良。

　　何况，这儿的张姓族群，都自称是张良的后裔。数百年之后，大唐布衣张公艺，还在说自家是张良后裔。

　　总体而言，寿张是纪念张良，捎带着抚慰了张姓族群而已。与张九龄，乃至活了99岁的张公艺，是没什么直接关联的。

　　但是，到了1957年12月，毛泽东视察山东，在济南接见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毛泽东却把寿张县之得名，归在了张公艺的名下。

　　朱永顺在《受益终生的教诲》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问刘传友同志：‘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公艺，九世同居，有没有这回事？’刘传友同志答：‘有。在寿张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堂。’主席说：‘寿张县，原来叫寿阳县（当为寿良，阳、良当是由毛泽东的口音问题引发的误解），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张公，把寿阳县改称寿张县。’”

　　在其他人的回忆录中，毛主席还风趣地说过这么一句话——

　　“哦，九世同堂，十世就不行了吧！”